题记：2024年12月29日，北京大国发院“商学共创日”承泽商学第14期暨国发E23新知论坛第2期“中国经济2025”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的演讲整理。

在与企业家交流时，我常遇到一个问题：美国依然维持对中国的关税且有可能增加，在科技、投资等领域维持对中国的高压态势，哪些国家对中国较友好，欢迎中资企业前往投资？乍听到这个问题，我总是有些迟疑。在我看来，若真心想拓展企业、实现国际化，仅仅考虑哪个国家欢迎我们，恐怕远远不够。

关税：美国的逻辑是什么？

关于中美关系，大家热议的焦点在关税。近期美方可能对哪些中国产品加税？具体的税率如何？中长期美国会不会停止对华在关税上的歧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针对普通商品新增税率会是10%，30%、40%、60%，还是针对单项单品（例如北美石墨矿商在2024年12月中旬呼吁美国政府对中国电池金属供应商征收高达920%的关税），我认为美国对华关税的整体形势都显示出两个基本态势：

第一，新税率是在既有的税率上的叠加；

第二，根据美国国内市场变化，对单品或整体产品的税率做动态调整

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出口品征收关税的基本格局是：整体没有止境，具体一事一议，上不封顶。

从教科书经济学角度看，毕竟中国还是美国的第三大进口来源，针对中国加关税会推高美国自身的通货膨胀，加剧其低收入消费群体的压力。但我们更要认识到的是关税手段符合美国的政治运作，因为它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时也能帮助政府给富人或企业减税。关税收入可填补减税带来的财政空缺，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当然，消费者会为此承担部分成本，但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品聚集地，美国总能找到进口来源并压低价格。

因此，中美在此问题上常常难以达成共识。对美国财政而言，加关税既符合国内政治运作，满足部分企业的诉求，又不至于增加财政压力。

自2017年以来，美国无论是哪个党派执政，都实施了对华加关税政策，拜登政府还把关税的范围扩大了。美国国内政治运作是一个持续性的选举过程，这使得加关税政策具有较大的政治吸引力。政客们通过这一政策向中产阶层承诺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以争取他们的支持。这里的“中产阶层”所指广泛，包括那些在产业变化和自动化生产挑战面前束手无策，面临较大再就业和再培训压力的个人和群体。同时，产业工会也往往支持加征关税，似乎对他们保住就业有用，而产业工会在从联邦到地方各级选举投票中具有重要影响，使得关税成为政治行为中经常性使用的工具。

在近年的学术交流过程中，美国同事们不时提到依然在执行的“鸡税”，也就是1964年美国对法国和西德的轻型皮卡车征收25%的关税，以报复其出口鸡肉被征税的做法。我理解，意涵是两个：中方对近年的关税要抱有耐心（因为美方是一如既往地行事）；着力点应该是避免被征收（高于其他进口来源的）关税。

与此同时，一些美国企业通过游说政府，成功地将其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无论是整体产品还是零部件，从加关税名单中剔除或进行临时性调整。在那些游说美国政府对华加关税的企业中，有全资美国企业，也有一些在美国投资和运营的外资企业，后一种情况在近年的芯片产业竞争中比较普遍。

面对当前的情形，通过政府部门谈判实现让美方在关税上松绑的空间似乎有限。美方会继续依据其国内法，比如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301条款，甚至更早的法律，来解释其差异性征税的合理性。

国际层面，尽管中美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但近年WTO已近乎瘫痪，例如它的上诉法院缺乏法官，就连成员国可能不遵从的判决也没法形成。更棘手的是，WTO章程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允许各成员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采取必要的行动并免除贸易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在这个背景下，近年来，美国商务部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通过限制美国能力最强的计算机芯片的出口来保护国家的竞争力。

如今，一些美国际关系研究国智库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安全”概念。这有助于美国官方将其作为维系贸易摩擦的正当性的理由。经济安全作为维系贸易摩擦的理由是否具有学理性？这是中美和其他国家的学者都应该认真讨论的议题。

制裁：精准打击下的商机和挑战

无论是多边制裁还是双边制裁，往往缺乏明确的国际规则，且有些规则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约束力。在国际间，围绕“两用物项”而实施制裁具有合理性。但是，军民两用的界限日益模糊。何为武器？何为民用？可适用的定义非常宽泛。历史规则主要聚焦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且不涉及枪支、子弹等小规模常规武器。

针对“军品”的违规流通之外，制裁发起方的目标在于最大化打击对方，同时最小化对自身的影响。这引出了“精准制裁”的概念，这是一种针对国别、企业或个人而实施的制裁。

制裁是否有效，取决于发起方所采用的标准，也取决于目标方的应对能力。目标方的本能性应对是寻找被制裁物项的替代，提高本国自行生产能力是最有效、最理想的方法。另一方面，历史上，参与多边制裁的发起方逐步发现，它们之间也在实质上竞争被制裁方市场的商机，在特别是相关物项在其辖区也完成了军转民过程、国际市场上出现了替代性技术的情形下，教条式执行制裁并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制裁演变的过程往往不是铁板钉钉。

即便如此，“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效应是有限的。被制裁方也有开拓并稳定国际市场需求的结构性需求。所以，变被制裁为机遇的过程中，必须建立一个开放、让国外客户放心的物项和技术贸易生态。

在当下的中美科技关系中，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且较为棘手的问题是美国的“小院高墙”策略。虽然修订后的中美科技合作框架协议已在2024年底得以续签，我们要注意“大院无墙”的思维在美国的竞争思维中已经出现。目前，美方有将生物医药技术纳入对华制裁的倾向。生物医药概念广泛，涉及领域众多，这涉及产业竞争，更关乎公共健康领域的基本人权。实际上，“小院高墙”已对我国合成药物和生物化学研究器材的采购产生了影响。。

这些问题的应对涉及生物技术的双重用途问题，需要企业与学者、政府官员共同探讨。比如双重用途是否真的存在？生物技术在哪些前提下具有双重用途？若一味地让企业被动等待指示，可能会令其陷入困境。形成一个以事实为基础的中美和中外对话机制，特别重要。

美方关于从中国发出的电商小包裹政策的调整的各种提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最低豁免限额，目前看，从800元下调是趋势，这方面已经有很多法案。第二，电商小包裹内的违法或违禁物品，如违禁芬太尼和其它毒品等，由谁来负责检查，或者是否进行检查，也是一大关注点。对此，美方的关切具有合理性。中方的出口监管机构，特别是电商企业，应更积极主动地与美方合作，提高规范小包裹出口的有效性。毕竟，从一个更大的视角看，跨境电商所涉及的各个环节，中方也面临同样的挑战。

液化天然气：中美贸易平衡中的关键角色？

在中美关系过去三十年的变化过程中，贸易平衡一直是一个核心议题。人们期待有一天中美贸易能达到平衡，从而减轻双方的政治压力。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美方有哪些产品是我方必需、不得不买，还有哪些买了以后不会冲击国内产业。达成共识，在国内和双边，都不容易。例如，我们在发展自己的大飞机产业，这样，大量进口波音等美国航空器就不是一个最优选项。

近期，液化天然气成了热议的进口商品，而大家对农产品的关注度相对减弱了。这主要是因为美方农产品不愁销路，例如，他们有激励机制将部分玉米用于生物乙醇的生产，而非仅供食用。同时，中方也成功开辟了其他进口来源，再加上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美方并不指望通过农产品（不论是肉制品还是谷物）来实现贸易平衡。

尽管中美间贸易战和贸易摩擦不断，但2024年前10个月，中国企业仍从美国进口390万吨液化天然气，同比激增63%，占比相当可观。

我国企业已签约自2026年起从美国进口1400万吨液化天然气，规模不小。当然，美国的天然气出口是世界能源贸易市场的一部分。液化天然气主要通过管道或液化方式进口，且多为长期合约。我们不能为了从美国进口更多的天然气而撕毁或赔付其他合同。此外，我国从陆地进口天然气，无法改造其管线。当然，美国的天然气出口是世界能源贸易市场的一部分，在欧洲和其它市场销售的前景广阔。

2024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原油8190万桶，同比下降46%。2023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原油买家，2024年已降至第六位。这背后的重要因素是我国从所有国家的原油进口整体下降7.2%。随着国内老龄化社会的形成、城市公共交通日益便利、高铁普及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兴起；新能源车主要依赖水电、煤电、核电和风电而非燃油发电，我国对燃油的需求呈下降趋势。

中美间的化石能源贸易，还需要将气候变化政治纳入视野。虽然特朗普2.0政府依然对气候变化持保留态度，但在美国的气候和环保运动中，这个议题不存在反复。历史上，美国拥有丰富而优质的煤炭资源，但美国并未大量向中国出口煤炭。一个直接原因在于环保运动的阻挠，环保主义者们反对在各港口建设专用码头。没有这些专用码头，煤炭出口便无从谈起。即便有少量煤炭出口到中国，也需先转运至加拿大，再从那里出口到中国。

在美国社会的气候和环保运动中，液化天然气也是化石能源，天然气贸易意味着污染源头可能从美国转移到中国，这不利于全球绿色发展。仅从双边贸易量的角度，气候变化通常只是政府实现减排目标的话题，但当涉及具体能源产品时，这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绕不开的问题。

最后，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美国国内能源政治因素，比如气田生产许可的批准等复杂程序。倘若牵线搭桥的中间商只是一个贸易商，他就需要带着与我方谈妥的方案，回到美国跟生产商们一家一家地谈判，生产商还需要与各个州政府谈具体的许可。此外，中美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协定，所有的天然气交易都必须一事一议。这就提示我们，落实已经签订的购买意向也存在不确定性。

综合来看，液化天然气能够在平衡中美贸易量中发挥作用。但双方都需要有耐心。

中国企业赴美生产

我认为这是一种有竞争力的选择，客观而言也存在这种可能性。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是我们有竞争力的领域。。拜登政府对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设置的100%关税是针对整车的，特朗普2.0时期会不会有所调整，值得持续关注。

在汽车行业，我认为当下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风向标事件。

第一，宁德时代与福特的非合资、非持股的技术合作项目。尽管该项目在美国国内受到多方批评，甚至有七八位美国议员为此前往密歇根，试图阻止它继续，但该项目经过几月磨合后依然重启。宁德与福特成功携手的核心原因，主要是宁德时代的磷酸锂电池价格低于福特自产的锂电池或镍钴电池。与此同时，宁德时代不止福特一家合作对象，也有其他的选择，比如一直计划与在意大利或东欧建厂的斯特兰迪斯汽车集团（Stellantis）合作。

第二，比亚迪与美国洛杉矶交通局的BYD-LADOT纯电动公交车合作。双方于2024年6月签订合同，若该合同得以执行，将为中国企业在美国生产开辟可能性。

汽车或其它的加工业赴美投资，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企业需要与美方企业合作，促使其为了共同的利益，做好美国各方面的工作，而非仅停留在等待政府层面的整体合作关系的改善。

企业出海，创造就业是王道

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企业家所提的问题，企业在选择国际市场时，不应仅仅因为国家间的关系是否“友好”而做决策。同样，企业也不应该因为某国是美国的盟友就避而远之。我们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的第三方国家通常会灵活应对局势。对第三方国家而言，几乎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毕竟大家都要创造就业，发展经济。因此，企业在做市场规划时，不应仅基于宏观的国家间关系做决定。有企业人士曾向我询问，某国外长访华是否意味着可进入该国市场。实际上，该不该到这个国家投资与外长访问并无直接关联，更多应考虑的是市场本身的潜力和风险。

我们观察到，当前各国在经济交往中，更加追求经济的水平融合，而非垂直融合。水平融合意味着业务上基于能力的匹配，大众情感或者说政治上更平等的经济合作，而非简单的“我做你买”或者是原材料与成品的交换。如今，即使是针对资源性产品，其政府和社会也非常注重提升附加值。因此国家间经济交往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为对方提供多少附加值。此外，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创造国内的就业机会比进口低廉产品更加重要。因此，我国企业若能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创造更多就业，这些企业在当地会更受欢迎，正如外资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一样。

尽管中国和美国的实力都非常强大，但中低收入国家也拥有自己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我们要注意到，一方面技术社会化现象具有全球性。另一方面，众多的中低收入国家即便不选择与我们合作，同样可以发展，因为他们可以借助其他国家的援助来创造国内就业机会。所以，不论某国的外长是否访华，都应该基于包括实地考察在内的尽职调查而行事。

综合起来看，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我国企业出海，我们应更重视生产链的跨国性关联及其稳定性，而非像传统上那样仅仅关注供应链或价值链。同时，提升尽职调查的精准度和实操过程灵活度至关重要，企业需要依靠提高自身应对不同层面、不同环节的政治风险的实力来因应国际形势的变化。

整理：文展春|编辑：王贤青白尧